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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化

实证不实漏洞百出

时间:2005-6-22 9:56:18   作者:清徐报社   来源:清徐新闻网   浏览:3291   评论:0
内容摘要:
实证不实  漏洞百出
 
——罗贯中祁县人佐证之质疑
 
牛 桂 红
       自20世纪30年代初文史学家郑振铎发现《录鬼薄续编》后,罗贯中籍贯太原说便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多年来潜心罗贯中研究的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先生,在清徐县县志办原副主任郭维忠等同志的协助下,经过多次对罗氏家谱及罗氏家族有关情况的考察研究,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后,于1998年在《文化遗产》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研究文章——《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提出了罗贯中太原清徐说的观点。孟先生的这一观点,经过多次全国性的专门会议论证,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
       然而,自1996年8月《太原晚报》报道了祁县河湾村发现“罗贯中家谱”的爆炸性消息后,国内一些报纸、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相互传抄、播放。但令人遗憾的是,拜读了这些文章后,其不合背景的序言内容、漏洞百出的实物证据,不仅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反之却有一种鱼目混珠的感觉,不由得对这些“实物证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于是,有了将本人认为的疑点问题提出来的想法。
一、不合历史背景的“家谱序言”
       据一些报纸报道,在新发现的明万历癸卯年(1603)祁县“罗氏家谱序言”(以下简称“万历序”)中明确记载:“本朝初,吾祖,讳本,字贯中,流他乡,有钜著。……吾朝以来,罗族人才济济,遍布各地,墓志载之,故迹存之,古谱录之。……先祖贯中曾云:古谱年久,恐延久图坏,或沦于罔,不几一失于前,再失于后乎?”
      笔者认为,这段序言不符合明代历史背景,显然是经过今人精心推敲、加工,为四百年后杨立仁找到的所谓“实物证据”作铺垫、埋伏笔。
      首先,众所周知,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作品的艺术价值、写作水平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才引起文史学家的研究与重视的。与此同时,罗贯中才被视为文学巨匠,中国章回体小说的鼻祖。而在其创作《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元末明初,小说只是在民间流传的手抄本,其文学、艺术价值不仅得不到明朝统治者的承认,不会被视为“钜著”,反之,是被视为“倡乱”、“倡盗”的“反书”,俱严查、禁绝、封杀,与此同时,其作者也被封建统治者视为“乱臣贼子”,成为排斥、打击、迫害的对象。可想而知,被统治者视为“乱臣贼子”的人,无异于家族中的败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明朝新科举人、朝廷地方官员的罗应宿(根据杨立仁、袁钟晋《罗贯中故里新考》一文中介绍,罗应宿为明万历癸卯年武举,后明万历甲辰科武进士,太原左卫镇抚),在创编家谱序言时,怎能视自己十年寒窗换来的名誉、官职如儿戏,不顾丢职、杀头、株连家族的厄运,堂而皇之地将200多年前撰写过“反书”,且仍被当朝统治者视为“倡乱”、“倡盗”之人的罗贯中写入家谱中玄耀呢?这实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罗应宿新科举人、明朝官员的身份。
其次,在元末明初,罗贯中撰写小说、杂剧作品,既不可能署名,也不可能暴露自己的籍贯和身份,从这一角度讲,“万历序”也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里,我们就引用《三国演义》与罗贯中研究专家、上海师大副教授陈松柏先生《罗贯中其人说法种种》一文关于“罗贯中籍贯的分析”中的部分论述即足以证明:“那时候,无论是口头或书面创作,其目的无非是两个,说书人和为此提供话本的书会才人为糊口,作小说的为渲泄。他们决不企望因此而出名;相反还生恐掩饰不及、混淆不及呢!为尊严,为避祸,哪还有正儿八经署上自己姓名的?”“在比较端正了小说态度的清代,小说家尚不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难道清以前的小说家会吗?”“如果那时的小说家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为着署名、侵犯名誉权问题有打不完的官司,后人也犯不着为古代小说的作者问题耗费心血了。”
再次,“万历序”显系经今人精心推敲、加工、伪造,目的是为四百年后杨立仁先生发现的所谓“实物证据”作铺垫、找依据、埋伏笔,直至相吻合。如“万历序”中所述的“罗族人才济济,遍布各地”与从《中国名人大辞典》中移植到本“序言”中的罗裒、罗宪、罗结、罗艺等罗姓“名人”相吻合;“墓志载之”与新发现的明“罗本墓”相吻合;“古迹存之”与新发现的“罗氏祠堂”及其一家四代施银五钱的“功德扶梁签”相吻合;“古谱录之”与新发现的“本序言”相吻合。这些恰如其分的“吻合”,不但不能使人欣慰,反而给人一种精心作伪的感觉。
       第四、笔者认为,“万历序”中有关“先祖贯中”修族谱的“遗训”,实在牵强,既有悖于人间常理,又与本序言前面所述的“罗族人才济济”的“实况”相矛盾。1603年,与“学者”杨立仁推算出的“罗贯中出生于1333年左右”(出自杨立仁、袁钟晋《罗贯中故里新考》一文)相距270年,270年中,“人才济济”的河湾罗姓族人,对“先祖贯中”留下的“族谱年久,恐延久图坏”的遗训只是一字不差地牢牢记住,并一代一代地口头传下去,而没有一个人见之行动,直到270年后,才出了罗应宿这样的孝子贤孙,将“先祖”的遗训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付诸实施。这种遗训的存在与实施过程能让世人信服吗?
二、不符合传统民俗的祠堂门匾和扶梁签
据我们所知,按照我国的民间习俗,在民国以前,人们习惯的书写方式和图书装帧顺序都是从右到左进行的,更何况是古代宗祠这样严肃场所的门匾,只能是以从右到左的顺序书写。而我们在1996年12月20日《山西日报》周末版第308期看到的祁县河湾村发现的“罗氏祠堂”门匾的清晰照片,却是和现代人从左到右的书写习惯一样。再从门匾本身的书写格式看,也不符合民间习俗。本人自知孤陋寡闻,只知在太原、晋中这一带民间风俗习惯中,“祠堂”是人们对“宗祠”的口头叫法,至于祠堂门匾的书写格式,只见到过“×宗祠”、“×氏宗祠”、“×氏先贤祠”或是专供某一知名人物的“××祠”、“×公祠”等,而从没见过像“罗氏祠堂”的这种写法。其他地区的例子暂不必举,就以祁县为例,1993年5月祁县政协出版的《祁县文史资料》第九辑刊登的“祁县文物古迹一栏表”,其中有“温氏先贤祠”、“王氏徒祠”、“万公祠”等六处宗祠,不但其书写格式与我们所知道的太原、晋中一带宗祠门匾书写格式相同,而且在“一栏表”所列的105处文物古迹中,不但没有“罗氏祠堂”、“罗本墓”,而且根本找不到河湾村。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罗氏祠堂”门匾是否是几百年前的遗物?
      2001年4月13日《山西日报》时尚周末版第524期刊登的周同馨、王进、尹学华的文章《罗贯中究竟是哪里人》中曾记述:“近年,学者杨立仁先生在东一间中梁下的一条扶梁签上,发现有‘本村扶梁功德主祖罗云贵、祖母陈氏、父五训、谦母刘氏,己身贯中、妻卢氏,学盛、妻王氏施银五钱’等字样,杨先生解释,这是罗云贵、罗五训、罗贯中、罗学盛四代人及其妻室为修祠堂捐款的记载,他们及其家人的姓氏与家谱上的记载没有任何出入。更巧的是,扶梁签上明确标有‘贯中’二字……这无疑证明罗贯中晚年仍住在河湾村,并与他的四子学盛夫妇生活在一起,一同为村里做了许多功德善事。”
       笔者研究了这段文字中有关扶梁签上的内容,发现至少有三方面的问题存在:第一、文字表达不严谨,关系不清;第二、年龄推算不合理,左右矛盾;第三、女姓出现真罕见,有悖传统;第四、以字代名不合情,疑窦再生。
       首先从新发现扶梁签的文字表述来看,扶梁签的主人翁是“己身贯中”,“己身”与“主祖罗云贵、祖母陈氏、父五训、谦母刘氏、妻卢氏”的关系记述非常明确,一目了然,而后面的两位“学盛、妻刘氏”与“己身”的关系就成为迷团。从《罗贯中究竟是哪里人》一文所述的“一家四代施银的记载”看,学盛是“己身”之子,“妻刘氏”是“己身”之媳,既是儿子儿媳,按前面的写法就应为“携子学盛、媳刘氏”,而不应为“学盛、妻刘氏”。而在1997年11月28日《太原日报》周末版刊登的杨立仁、张明礼《同孟繁仁先生商榷》一文中出现的“祭堂梁架上有关‘贯中’三代施银的题证”的文字却说明,扶梁签上没有明确与“己身贯中”关系的“学盛、妻刘氏”与“己身贯中”是同辈。即使是同辈,文字表述也应和前面一样,说明学盛是“己身贯中”的“兄”还是“弟”,“妻刘氏”是 “嫂”,还是“弟媳”。总之,到底是“三代”施银还是“四代”施银?扶梁签上的“学盛、妻刘氏”与“己身贯中”是何关系?两篇出于同一目的要证明罗贯中是河湾村人的文章中出现了两种说法。难道具有“追源祖先来历传统美德”且“人才济济”的河湾村罗姓人在书写一条祭祖祠堂这样严肃场所用的、仅有三四十字的功德扶梁签竟如此草率,文字叙述竟如此不严谨吗?这恐怕连杨立仁先生也很难自圆其说了。
       其次,我们不防就以“学者”杨立仁先生“按常规每世以30年计”推算罗贯中生卒年龄的方法作一推算:“如果罗五训1363年为60岁,他30岁生子罗本。……”(此两句引语出自杨立仁、袁钟晋《罗贯中故里新考》一文)如果罗本也是30岁生子,那么其生四子的年龄大约在38—40岁之间,也就是近40岁。按扶梁签记载,修祠堂时,四子罗学盛已娶妻,我们这里不要像杨立仁先生推算的那样罗学盛也是30岁生子,也不要管罗学盛结婚已几年,而认为罗学盛比其父辈、祖父辈早婚,其时20岁,那么罗贯中已接近60 岁,其父罗五训已是近90高龄的寿星,其祖父罗云贵已是近120岁的老寿星,且寿星夫妇、老寿星夫妇都能同时在世,这种情况即使在今天这样科技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中也极为罕见。可想而知,无论元末明初的封建社会小康程度如何高,罗家如何富裕,90岁的寿星夫妇、120岁的老寿星夫妇同时健在,90岁的儿子与120岁的父母同时健在的情况可能吗?这与“人活七十古来稀”的封建社会人们的生存年龄相称吗?如果我们按古代富裕人家男子十五六岁就结婚生子的习俗推算,修祠堂时罗贯中的年龄仅是40出头,刚刚中年,这既不符合杨立仁先生推算出的罗贯中的生卒年龄,又与其“晚年生活在河湾村”“晚年穷困僚倒”的结论相矛盾。这种无论如何推算也不合情理的扶梁签的真实程度如何,只有杨立仁先生知道了。
        再次,在元末明初这样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思想是非常严重的,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也是非常低下的,在世的妇女的姓氏只能随丈夫上家谱,去世的妇女的姓氏能随丈夫上神祗、神位、墓碑,除此之外,其他地方是很少出现妇女姓氏的。所以,像这样妇女的姓氏随孙、随子、随夫甚至儿媳妇随公爹上扶梁签的情况在封建社会甚至在当今社会也实属罕见。即使是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都较封建社会有了很大很大提高的今天,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绝大部分家庭户口薄上的户主仍是这家的男主人;在农村或小县城,如果以全家人的名义应邀参加亲戚、朋友的婚礼,不管邀请者是男方的亲朋还是女方的亲朋,礼账上名字肯定是这家的男主人;家族中兴办贺神祗、修家谱等,需要族人出钱资助,出榜公布的资助人名单肯定是这家的男主人;而我们见到的寺庙、楼阁中的功德碑上,更是男性的名字,从没听说过、更没见过谁家妻子的姓氏随夫上了礼账或功德碑。由此分析,一家四代妇女的姓氏都随其丈夫的名字出现在功德扶梁签上的情况,在2000年的社会中也是罕见的事。依我的理解,这是否是杨立仁先生为了使“他们的姓名与家谱上的记载没有任何出入”而自我作古,也只有杨立仁先生清楚了。
       第四,众所周知,“贯中”是罗本之字,而“本”才是名。按照我国古代人“名” 和“字”的用法习俗,在家谱、功德碑、牌位、神祗等地方出现的只能是某人的“名”,而绝不可能是其“字”。可在杨立仁先生新发现的“罗氏祠堂”功德扶梁签的主人翁却是字“贯中”,而不是名“本”,这种不合习俗情理的以字代名的做法,是不是杨立仁先生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故意采用含糊其辞的手法愚弄读者,恐怕也只有杨立仁先生心知肚明了。
三、疑窦丛生的澄泥砚
       《罗贯中究竟是哪里人》一文中称:1996年夏,杨立仁先生在一家小商店的柜台上发现一件长14公分的澄泥砚,“用清水洗净砚底墨色后,突然跳出了‘湖海置’三个大字,再用放大镜一看,又发现旁边还有4个小字‘时年十六’。杨立仁立刻想起了罗贯中先生,号‘湖海散人’,这无疑是罗贯中先生用过的砚台,后面的小字可能是购砚的年代。……”
        据我们所知,“湖海散人”是罗贯中一生闯荡江湖、漂泊不定的自命别号,是其饱经沧桑的写照,其中也不乏有罗贯中自诩、自嘲、自贬之意。而“时年十六”、偏居乡里的少年,无论如何早熟,能有多深的涉世面,又经历过多少沧桑事,就知自号“湖海”,这可算是奇闻了。不妨从我国古代人名用字的习俗来分析,一般百姓只有名,大部分文人、学仕有名、有字,极少数文人、士大夫中年或老年后,根据自己所走过的经历或对世事的洞明,在名、字之外另起别号。也就是说,除名、字之外,有“号”的人在整个社会中极少。如唐大诗人李白,字太白,因生长于锦川昌隆青莲乡而号“青莲居士”;明著名画家、文学家唐寅,字伯虎,因“文以学六朝为主”而自号“六如居士”;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字元亮,因“宅边有五柳树”而号“五柳先生”。再以清进士梁成哲先生(清源人)为例,因其被迫任过日伪时期清源县伪县长,日本人投降后,年事已高的梁老先生十分自责,于是心恢意懒,失去生活信心,自号“懒馋老人”。以上我们所举的这些名人和身边人的例子足以说明,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刚刚涉世,起字尚且为时过早,如何可能自号“湖海”呢?
       我在这里暂不评论杨立仁发现“澄泥砚”的荒唐经过,只从其所述的澄泥砚的保存经过和使用场所给人的感觉即不合情理。既然自幼丧父的罗悦琴,在其寡母去世前(又一文说是罗悦琴30岁时)叮嘱过他:“这个砚台是罗家一个大文豪用过的,以后即使家里穷了,可以卖掉房子,讨吃要饭也不能卖掉这个砚台!”(出自1996年12月20日《山西日报》周末版第308期杨玉印、刘学斌《罗贯中何许人也?》一文),为什么到如今已75岁的罗悦琴还要将这比房地产还贵重的古砚放在乱人杂手的商店柜台上使用呢?难道开小商店的罗悦琴现在已贫穷到连三五元一台的常用砚都买不起的地步,非得用价值连城的传家古砚记账不可吗?既然罗悦琴的寡母说过是“罗家一个大文豪用过的”,那么,40多年来,罗悦琴为什么没有将这样贵重的文物洗净墨色仔细看一看,收藏起来,难道罗悦琴的素质低到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四、被祁县“官方”和河湾罗姓人“遗漏”、“忘却”的名人、名著、古墓、贯中街
         在1996年以来一些报刊报道的有关祁县发现罗贯中家谱的文章中,都提及到了可以证明罗贯中是河湾人且晚年归居河湾村的“实物证据”,如明“八卦墓”墓志石上“罗本”“永乐”等字样、罗氏祠堂扶梁签上贯中施银的记载、底部刻有“湖海置”字样的澄泥砚、家谱序言中“吾祖,讳本,字贯中……”的明确记载以及宋朝以后叫了几个朝代的“贯中街”等。如果说这些“实物证据”都真实的话,那么罗贯中在祁县、最起码在河湾村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了。而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却和以上这些“实物证据”大相迳庭。
        众所周知,罗贯中作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鼻祖、世界文化名人,对其籍贯和生卒年代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1996年杨立仁发现“罗贯中是河湾人”已有近70年了。特别是进入新时期的近20年来,随着整个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典小说研究的蓬勃兴起,涉及到罗贯中生平思想的论著大量发表,在这种文化氛围浓郁的大环境下,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祁县“官方”(1994年1月4日祁县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可能对“宋朝时由半坡街改名而来的”“贯中街”(出自杨立仁、袁钟晋《罗贯中故里新考》一文)、 “罗家大文豪用过的”砚台及“罗氏祠堂”扶梁签、明朝“罗本之墓”等府拾皆是的与罗贯中有直接联系的街名、古墓等视若无睹,将罗贯中这样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和《三国演义》等世界名著遗漏、忘却在祁县名人、名著之外吧!这可以从我们掌握的资料得到证实。
         早在1994年1月4日,祁县就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为了切实做好对祁县古城的开发、建设和保护、管理、抢救工作”,(祁县《文史资料》第九辑封二语),祁县政协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存真求实秉笔直书”为宗旨,于1993年5月编辑出刊了《祁县文史资料》第九辑——《祁县文化民俗专辑》,对祁县“悠悠昭馀”、“灿灿文化”、“民情风俗”、“人物星河”作了详细的介绍,特别是在“灿灿文化”、“人物星河”两个栏目中,运用文章和表格两种形式,有详有略地介绍了从西周时期到清末民初的“祁县名人古墓葬”、“祁县古建筑”、“祁县文物古迹”、“祁县出土文物记略”、“祁县古籍与古书画”、“祁县名人名著简介”、“祁县历代名人简介”等。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章、表格中所记载的28处古墓,6处古宗祠,从西周时期的祁奚、祁午到清末民初的渠源贞、渠本翘共56位历代祁县名人及其所著作品中,既找不到“文化大革命才夷为平地”的明代罗本之墓,“清代中期以后建筑,保留元明建筑手法”的罗氏祠堂,也没有提及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点滴字迹,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具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祁县“官方”竟能对闻名世界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罗贯中、世界名著《三国演义》及明代“罗本之墓”、“保留了元明建筑手法”的“罗氏祠堂”等不闻不问,将其遗漏、忘却在祁县名人、名著、古墓、古建筑之外吗?如果说这种遗漏属于有关少数人的工作疏忽,那么,我真不能相信,自新中国建立后的50年,特别是人们十分注重名人效应的近20年来,历届祁县领导,那么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竟都“官僚”到没有一个人知道河湾村有一条宋朝以后叫了几个朝代的“贯中街”并从中得到启示!历代祁县文人、贤士竟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些一目了然的罗贯中故迹进行考察、记载!人才辈出,罗姓占百分之九十八的河湾村罗姓人又为何对贯中街、罗本墓、罗家大文豪用过的砚台、年年要去祭祀的祠堂等与罗贯中有直接联系的街名、墓名、文物古迹漠然置之、无动于衷,而是将这“天功”拱手让给一个族外退休工人杨立仁先生,并由其一手包办,仅仅用两三年的时间就接二连三地、自成体系地、相互印证地挖掘出来呢?
        对历史名人的研究从专家、学者的“专利”普及到普通百姓,这确实是文化领域中一种令人欣慰的好现象。但是,学术问题的研究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不论哪一层次的研究者,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被研究对象负责、对舆论导向负责的严谨态度,而绝不能有半点虚假,更不能有意伪造。这即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二00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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