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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

关羽对晋商的影响

时间:2005-6-22 9:58:25   作者:清徐报社   来源:清徐新闻网   浏览:3818   评论:0
内容摘要:

关 羽 对 晋 商 的 影 响
       
   刘永成   陈晓春

        "晋商"——山西商人这个社会群体,始于西周晋国,在“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漫长的原始、半原始的经营活动中,在历史的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下,每个时期人才辈出,他们不断吸取先辈优秀的经商思想,不断总结艰苦创业的经验教训,优化了自身处世为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养,形成了山西人勤劳、忠诚、信义的操守特征。到明代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晋商以财取天下之抱负,纵横宇内 ,驰骋万里,执中国金融牛耳数百个春秋,称雄国内商界四个多世纪,书写了山西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句耳熟能详的民间俗语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然而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和晋商同生于一方水土的关羽,确切地说是《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忠”、“义”、“仁”、“勇”的关公,对晋商人格的形成及其商业行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本文仅从这一角度对晋商的成功作一番探讨。
                                            一、晋商为什么崇拜关公
        关公本名关羽,字云长,河东解州人,出生于战乱频仍、枭雄纷起的东汉末期。关羽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谱写出一曲震慑古今的人生壮歌。在关羽遇难去世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整个隋唐时期,仅是英雄、义士,但还不是圣人和神人。随着社会的演变与发展,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宋元两代,是关羽被美化、圣化和神化的开始时期,尤其是在宋徽宗当朝,因内忧外患所致,统治者为其所需,在短短的二十一年中连续四次对关羽加封,由“忠惠公”、“崇宁真君”再而封为“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羽由此而从“候”及“公”,再由“公”成“王”,一时声名鹊起,身价大增。明清两代则是将关羽圣化、神化到极致的时期。生活于扰攘不安的元代末期的小说家罗贯中,从小耳濡目染了元统治者对百姓残酷强压盘剥和明统一后对功臣随意屠杀的极其实悲惨的社会现实,而他本人又有志不得、怀才不遇……在忧患意识、愤懑情绪和远大理想的激励下,作者吸收、采用了宋元时代流传于民间的美化、圣化、神化关羽的大量故事,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观念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大胆而大量的艺术创作,终于把关羽塑造成了集“忠”、“义”、“信”、“勇”于一身的完人、圣人和神人。关羽是作者政治理想的化身,也是作者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唯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慨,时时如见矣。”关羽桃园结义、温酒斩华雄、封金留印、千里寻兄、义释曹操……的故事随着《三国演义》小说的广泛传播,在社会上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关公“至忠”、“至义”、“至信”、“至勇”的形象逐步树立起来,老百姓对关羽可谓香花灯烛、顶礼膜拜。由此可见,晋商崇拜关羽原因有四:一是生活于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受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社会风气的影响,当时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人人个个都崇拜关羽,特别是满清统一中国,康熙为笼络人心,自称为刘备再世,举国上下无一不崇拜关公,晋商也就自然崇拜关公。二是地域原因,因关羽亦是山西人,出于乡土感情的缘故,对于自己同乡中所出的英雄,山西人更是百倍崇敬、引以为荣,煞是偏爱;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崇拜关公,效仿关公。三是因关公身上所特有的“忠义”气节和商业道德中的“诚信”原则有暗合之处,晋商希冀以讲信用来规范当时的商业活动,赢得商业利润。四是因关羽为万人之敌,“古今勇将中的第一奇人”,其神威英武的英雄之气令人肃然起敬,又因关羽不屑于曹操的高官厚禄、骏马美女之赏赐,千里走单骑,实践了“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诺言。故关羽“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气节深受晋商爱戴,所以关羽被奉为平安保护神和能招财进宝的财神。
                                                二、关羽对晋商人格的影响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余秋雨先生将这种素质称为“商业人格”。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质上至少有一点十分引人注目,那就是讲究信义。在宋元明清的中国社会中,由于社会各界对关公的无尚崇拜,关公崇拜成为一种道德文化现象被广泛普及。山西商人则从关公身上汲取了“忠”“信”和“义”的道德原则,从而形成了山西人坚厚的“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的大智若愚之性格特征。这种厚道信用、不怕吃亏的作人原则深刻地影响了山西人的商业经营活动。“山西的晋商行遍中国各地,大买卖基本上都让晋商包了。山西人之所以能做这么大的买卖,其最主要因素还是在于‘老实’。当时中国并没有银行、保险公司这样的信用机构,作大买卖所需要的数以万计的银两本钱,全靠向亲戚朋友借贷。那时借钱没有什么担保,借钱的信用全靠当事人的一句许诺。如果你借钱的话,是愿意借给忠厚老实的人?还是愿意借给油滑狡诈的人?显然油滑狡诈的人不易借到钱,而忠厚老实的人反而能借到钱,这就是‘你办事我放心’的效果。(林思云《闲话山西人》)可见,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晋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是其经商从贾的商业理念。凭着这种特有的商业理念,山西商人取信于天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将商业蛋糕越做越大,晋商几乎垄断了全国上自绸缎、下至葱蒜的经营业。清中叶,山西商人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全国最强大的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创造了巨大的商业财富。晋商的成功,与他们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商业信誉不无关系。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的精彩论述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当时我国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山西票号,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金融信托事业的竟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竟争,而在这场竟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业同行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的道义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也为主攻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例如很多人习惯地认为只要经商必然见利忘义)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历史上,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晋商却不屑为之。在经商活动中,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历史上没有哪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地混迹于世。曾经气吞海内的日升昌票号,它的每一位股东掌柜,都要求伙友们要做到诚信为本。诚通人性,诚则可信。互相信任,才可以长期交往。许多商号大都有“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已,奉博爱,薄嫉恨”等号规,禁绝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史料中就有很多晋商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因此,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计价格。晋商在各行各业,正因为坚持以真取信、以诚待人,秉德为商,重义取利,才赢得了广阔和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廉者,有分辨,不苛取:归富者始若俭于取,终则厚于藏。”晋商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海中,之所以能立足稳健、贾道通达,声名远播,皆因“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诚待人”之所致。
         除此之外,关羽忠于国家的精神,也深刻影响了晋商。当关羽被困下邳时,与曹魏大将张文远“土山约三事”:降汉不降曹;而且对曹操所赠美女财物从不表示拜谢,惟独在曹操送他赤兔马时再拜称谢,正如他所言“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关羽义重如山、忠心汉室的崇高形象跃然纸上。晋商将关羽的忠君思想进一步引深发展,他们忠于当时的国家、政府,怀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国家、民族陷入困境时,他们可以挺身而出。同治十三年,清廷兵饷不足,介休蔚字号曾借给其21万两银子。光绪三年,北方出现大荒灾,蔚字号独自捐银一万两,曾国荃给他送了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匾。尤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至友刘笃敬,光绪三十三年任山西商会会长时,积极参与由祁县巨商、山西票号领袖渠本翘,山西大学庶务长刘懋堂等发起的争回山西矿权运动,在与英商公司代表谈判中,据理力争,挫败英商,遂以白银250万两收回阳泉矿权,挫败了帝国主义掠夺山西矿业的阴谋,这一壮举显示了山西工商界与列强的竟争,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爱国反帝精神,光荣地载入我国近代史上。
                                                三、关羽对晋商行会的影响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山西人经商在外,远离家乡和亲人,只有形成一定的群体势力,才可以防御外侮,顺利从商。于是,行会的成立就成为晋商联络感情、相互关心、团结一致、拼搏商海的组织机构。而这种机构的建立,必须靠人们共同的崇拜信仰凝聚在一起,于是“至忠”、“至信”、“至义”、“至勇”的关公就成为聚集天下晋商的一条精神文化纽带。在他们漂泊异乡艰难求生的人生旅途中,关羽是他们寂寞疲惫的心灵世界中高耸的一座丰碑。他们的行会,尊关云长为财神,以关公的义气教育约束同行,以关公的武勇保护财产安全和经营隆昌,清末明初,归化城内同乡社共有16个,其中京都、新疆两社分别崇祀天皇、马神外,其余14个山西同乡社,全部崇祀关帝。同时存在的商业行会有38个,其中一半以上也供奉关帝。据老商人回忆,山西人每到一地经商,一旦发达便先修关帝庙,并以此作为聚会议事之所。另一方面,因为有共同的崇拜偶像,所以,山西商人组成的行会或商帮彼此信任,相互团结,呼应灵活,左右逢源。这样晋商就成为一种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在明清的中国商界叱咤风云,称雄一时。过去在全国大的商阜都有规模不等的山西会馆或与陕西联合办的山陕会馆。直到今天,在河南开封、山东聊城、江苏盐城、苏州、安徽亳州、四川成都等城市仍保存有规模可观的山陕会馆,成为当地的一道景观,吸引着千万游客络绎不绝慕名前往参观。晋商在经营活动中组成这些具有对本域的认同和对外域排斥的特点的集团式商帮,其精神崇拜虽属封建落后,但在当时条件下,对巩固晋商经营阵地以及促使其势力的崛起,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直至今日,关公仍被香港、澳门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华商奉为财神和保护神。
       “当时义勇倾三国,万古祠堂遍九州。阶下苍松高百尺,气冲霄汉未能休。”罗贯中笔下的关公忠心忠义报效蜀汉的浩然气节虽已化为历史烟尘,晋商的鼎盛辉煌也已时过境迁,但是关羽和晋商所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在商品经济汹涌澎湃的今天,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仍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挖掘,并将其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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