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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

晋商文化博大精深

时间:2023-6-5 13:15:13   作者:李星亮   来源:清徐融媒   阅读:0   评论:0
内容摘要:  明清晋商行走商路五百多年,现在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厚而影响久远的晋商文化。“晋商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一门专门学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瑰宝。晋商文化,是在对山西商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概括基础上形成的一大商业文明体系,内容丰...
  明清晋商行走商路五百多年,现在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厚而影响久远的晋商文化。“晋商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一门专门学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瑰宝。晋商文化,是在对山西商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概括基础上形成的一大商业文明体系,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晋商的财富积累、商路舞台、商业组织、企业制度经营艺术、商业与金融技术、商业伦理、商业思想、商业教育家族传承、科学研究、文学艺术、社会文化、建筑居住、祭奉祀习俗等要素,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智慧宝库。
  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党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山西商人们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是这种大智慧造就了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晋商文化的特点孔祥毅先生将它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唐晋遗风的经营思想。中国古代的尧、舜、禹、夏都在山西建都。周朝建立以后,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为唐(今山西)候,唐后来改为晋,唐叔虞就是晋国的始祖。当时周成王指示:“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叔虞到山西后按照成王要求制定的施政方针,既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一些制度,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哲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同时依照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界,以便利农牧生产,哲不实行井田制度,实行了不完全等同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由此晋国孕育出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唐晋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特点。另外,晋人计然“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年"”、“平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理念;计然徒弟范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商业思想;绮顿“欲速富,当畜五学”的经验;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商业艺术,也都成为晋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第二,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孔子作(春秋》,述《论语》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国的“圣人”,世界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思想影响了中国2500年,其核心是仁爱和中庸。他强调人伦关系,认为人立身处世的标准是忠义、诚信、礼节、德政,应当以此建立一种稳固、和诺的人际关系,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这是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一整套特定的思维范式和行为准则。关云长山西解州人,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是忠实实践孔子仁义、忠信的典范,忠肝义胆,诚信磊落,令万民景仰,被政府封为“关圣大帝”,民间视为战神、财神。山西商人财雄势大,足迹所至,到处建有规模宏大的“关帝圣庙”作为会馆,晋商的关公崇拜,一是与关公存在地域亲情,可以关公的忠义楷模团结教育约東员工;ニ是政府的褒封使关公神化,商人可借关圣帝君的神威保卫自身事业的发展和财产的安全。
  第三,地缘贸易的创业之路。山西北边横隔万里长城是蒙古游牧民族,地处农牧两大经济区交接边缘,物资交换断不可少。明朝的“开中法”鼓励纳粮中盐,山西人借地理优势捷足先登。特别是因为山西土瘠民贫,不足以温饱,清王朝统了北方蒙古地区后,政府奖励农民到内蒙古垦种,终年劳作不得温饱的山西农民便接踵走西口(杀虎口),如太谷王家、榆次常家、祁县乔家等等。勤劳善良的山西农民来到内蒙古垦殖后发现内外蒙古收民很需要内地日用品,又不善经商,于是他们发挥自身忠厚善良而又灵活机动的性格优点开始与当地人友好合作,迅速走上商途,并且生意越做越大商路越走越远,贩运贸易,驰骋九州。
  第四,和气生财的理财理念。晋商的理财理念与技术,发端于农业文明与传统的家规,不仅重视治家要勤俭,对人要讲信义,讲厚道,反对营私、巧取。更重要的是有一套传统的理财哲学,和气生财,以儒家的和合精神,事事处处以和为贵,待“相与”善始善终,友好往来,世代相传,严守商道商德。同时不断创新记账核算、信用贷货、信用贷款、信约公履、财务稽核、票据流通、“客栈”、“拨兑”等等,产生了晋商独特的理财理念、操作技术与管理方法。
  第五,人本思想的企业制度。晋商的人本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在企业制度、行会联络等具体的经营管理方面,最为突出的是人身股制度。四五百年以后的今天,美国的一些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试行期股制度,被认为是管理学的人力资本制度创新,相应的人力资本会计核算也被认为是会计学的学科前缘。其实山西商人的人力资本制度与人力资本会计核算比美国早了400多年。晋商的人力资本制度不仅体现了东伙友好合作,劳资双方和谐相处,而且股权融资制度、资本管理的正本副本制度、总分支机构的网络制度、员工退休后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特别是晋商商业行会(大行)及专业行会(小行)积极协调商业事务,处理商务纠纷,组织同人公益活动,解决了商号与商人自己不能解决的困难,此外诸如办义学、置义地、举办文化娱乐活动等等方面,也都体现了人本思想。
  第六,官商相维的展业站路。经商发迹的山西商人,总要干方百计交结官僚,借以谋求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清人关以前,晋商与东北满族贵族政权就有贸易关系,努尔哈赤从张家口的八家商人那里获得了大量军用物资,清人关封张家口晋商“八大家”为“皇商”。这些皇商从政府那里获得很多经商的特权与好处,财富积累最快,为其他山西商人所仰慕。为了与官僚和政府交接,晋商纷纷走捐纳、报效、买官的路子,耗费巨资,与政府宫僚攀结关系,以借势拓展业务。成丰三年(1853)阴历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日,山西各票号与账局捐资白银34万两、钱7万吊,十月下旬日昇昌等13家又捐6千两。平遥毛鸿翙的父辈至玄孙男子31名捐官,女子亦捐夫人、恭人。晋商住宅建筑也体现了这种思想,比如灵石王家楼栏石雕的“辈辈封侯”,沁水柳家大门墩石雕堂鼓与元宝等等。
  对于晋商文化并非只有今天我们在关注研究,早在晋商活跃的历史时期就被广泛关注与研究。1912年,梁启超先生结東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成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来还曾到英、美等国游历。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回国之后,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要振兴经济,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这个场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这些话并不是客套。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
  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人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833-1905),在1868-1872年间,七次在中国旅行,著有《中国》)三卷。李希霍芬多次到山西考察,他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一山西票号,掌握着全中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的智能劳动是该省的唯一输出的商品,这也是财富不断流入该省的原因。这种财源也受到鸦片的极大损害。
  在所有中国人中,对中国特有的尺度、数、度量观念以及基于这种观念的金融业倾向最发达的要数山西、映西两地的人,作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们获得了邻人或周围国家居民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保持了这种优越感的种族,即使在其后代丧失了政治势力以后也能通过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显示精神优越的成果来。这种在西南亚洲明显出现的现象,在此地又出现了。山西人作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们的优越感能以其他形式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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